从事文化事业的某公司想做企业形象设计，请我旁听一家广告公司的设计方案。那家广告公司的老总上台介绍方案，激情洋溢之时，开始抨击时政，大声说道：“当今社会，教授就是’叫兽’!”

当今社会，教授就是“叫兽”吗? 不时听到或看到这种对教授的辱称，心里感到很难受。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本我是本能的我，处于潜意识状态，遵循“快乐原则”，只知道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自我是面对现实的我，它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环境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是意识结构的部分。自我是本我和外界环境的调节者，它奉行现实原则，既要满足本我的需要，又要制止违反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法律的行为。超我是道德化的我，它是人在儿童时代对父母道德行为的认同，对社会典范的效仿，是接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理想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它由道德理想和良心构成，是人类较高尚行为的动力。它遵循理想原则，通过自我典范确定道德行为的标准，通过良心惩罚违反道德标准的行为。人是高级动物，具有生物性本能，但人更是社会人，具有自我和超我。在我看来，大多数教授的人格结构中，虽然存在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冲突，但他们的自我和超我是明显占上风的。

社会上，教授队伍中的确存在一些学术不端、误人子弟、潜规则等现象，但多数教授是能够自律的。在我的周围，许多教授认真对待科研和教学工作，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几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2004年，上海社科院的《社会科学报》公布了一份跟踪近10年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8—59岁降至调查时期的53—54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平均寿命75.85岁低近20岁。尽管调查的样本可能有局限性，但至少说明知识分子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已经明显超过了社会的平均水平。教授作为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一定都具有原创性或应用价值，虽然培养出来的学生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是不可否认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不值得被人尊重呢?

我赞成公众和媒体对教授群体进行监督、评价和批评，这能促使教授们自省和自律，督促科研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提高各级科教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然而，负面的报道过多而产生叠加放大效应，正面的报道不足或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对教授群体的评价不够全面和客观公正，则对我们的科技和教育发展不利。首先，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科研和教育还比较落后，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还任重道远，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予以支撑，而以偏概全的社会评价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舆论，影响社会各界对科教事业的支持或资助。其次，负面的报道、转载和传播过多，会让人们觉得科教界的不良行为已经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本来不能容忍的行为变得司空见惯，会导致更多的消极从众行为产生; 而教授们面对否定和辱骂，可能会对自己的职业理想和选择产生怀疑，自豪感和成就感的丧失，会严重地挫伤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情，而悲观失望的情绪和职业倦怠感又会反过来影响工作绩效。同时，灵魂工程师形象的损毁，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是不利的。对老师的蔑视和偏见，不禁会使学生的学习动机减弱，产生厌学心理，还可能导致对社会的不信任，产生具有传染性的厌世情绪。

行为科学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作为教授个人来说，首先要解决价值观的问题。既然选择了当老师，就要努力成为一个好老师; 既然选择了科研道路，就要尽力成为一个好学者。即使机遇不佳，能力有限，至少可以做一个真诚自律的人，赢得他人起码的尊重。在现实社会中，的确存在大量具有职业操守的教授。在资源有限、社会支持匮乏、外部诱惑很多的环境中，在沉重的工作压力之下，他们坚守职业道德，兢兢业业地工作，成为中国科教事业的中坚力量。当然，环境因素不可忽视。有关管理部门有责任尽快改善和净化科研和教育环境，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使得自身和管理对象都获得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